在两百多年前，美国政府是世界上羸弱的政府，如今它却不可一世，称霸全球。个中缘由耐人寻味，本书道出了其中的玄机：是因为战争。战争迫使政府动员起整个社会的资源，其中就包括收入。而借此，政府也扩展了规模，提高了能力，加强了对社会的渗透，完成了国家的构建与政治发展。本书共分七章。先从理论上梳理了战争、收入与国家构建之间的逻辑关系，然后考察了欧洲历史上的战争所引致的欧洲国家的政治发展。文章的重点是美国。作者以细腻的笔法论述了历经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次世界大战的政府和国家，是如何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奥德-黑尔格·菲耶尔斯塔德、米克·摩尔主编的这本《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与国家构建》明确了税收作为核心来构建国家和和社会的重要性，围绕这个中心议题，作者进行了专业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并提供了一系列优秀的案例研究，展示政府如何能在收入提高的同时也促进了政体的公共福利发展。国家的税收对于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差异，民众更高的生活水平背后实际上是与其相一致的税收。本书的内容跨越了洲际与政治体制的限制，为我们清晰、冷静地分析了当代政治经济学发展中最重要的议题；税收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但对于贫穷的国家，税收还承载着脱离混乱保持发展的责任。这本书通过巧妙的剖析认为，全球模式的发展方向已经有损于贫穷国家的利益，应该如何应对，作者进行了细心的求证。

戴维•瓦尔德纳的《国家构建与后发展》是历史制度主义的经典著作。该书探讨了在后发展的地区，为什么国家构建有时候促进经济发展，而有时候却阻碍甚至是破坏经济发展呢？《国家构建与后发展》从两个方面回来了这个问题。第一，《国家构建与后发展》提供一个框架来解释特定的国家制度的起源。第二，《国家构建与后发展》提供一个框架来系统地分析国家制度与造成经济后果的政策之间的关系。

本书围绕国家构建这一命题，在国家治理和世界秩序两个层面上进行了讨论。本书的主要观点：国家构建是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因为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应当精简国家功能的范围，但是应同时加强国家功能范围内的能力；如何把强有力的制度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在对他国进行干预时应当重视事后国家构建的艺术。简而言之，建设小而强的国家不仅是民族国家自身的目标，也是国际社会援助或干预的目标。从国家概念的辨析，到组织理论的介绍，再到政治现实的反思，福山完成了关于国家构建的完整论述。

该论丛是五十年来台湾学者在中国史领域的经典著述的汇编，共分十三个专题，十四册，分别是：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制度与国家；政治与权力；思想与学术；社会变迁；经济脉动；城市与乡村；家族与社会；妇女与社会；生活与文化；礼俗与宗教；生命与医疗；美术与考古。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黄宽重、邢义田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邓小南教授担任总主编。每一专题均由在该领域有深厚造诣的台湾学者担任主编。每册书前附有总编所作的序和分册主编导言。各册导言的宗旨，在于综论台湾中国史研究在不同阶段的内外背景和发展大势，并介绍当册作者和论文的特色。有些偏重于介绍收录的论文和作者或收录的缘由，有些偏于介绍世界性史学研究的大趋势，有些又以分册主编对某一领域的看法为主轴，各俱特色。每篇文章之后，都附有简短的作者小传和本文的原刊数据，便于有兴趣的读者进行进一步的查考。 丛书汇集众多国际之名学者的...(展开全部)

本版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增订本）纪念版《个体与国家》，是2021年版的通识社会经典丛书《个体与国家》的修订版，删减了早期《政府职能的正当范围》的十二封信，只收入1885年斯宾塞在伦敦威廉&诺盖特出版公司出版的The Man versus the State一书。该书是斯宾塞对英国政治理论和实践中国家兴起问题的激烈回应，他一方面认识到国家兴起的社会根源及其地缘政治危机，另一方面也秉承19世纪以来的英国自由主义精神和演化论传统，主张个体性及其权利的不可侵犯，以此抵制国家对私人和社会领域的干预。此时，他依旧对政府和政治抱有消极态度，但也逐渐在演化论的视野中正视政治社会和军事组织带来的正向作用，比如为大规模社会合作提供纪律化的基础，从而为社会过渡到自愿合作奠定人性与心理秩序。

这本书关注的主题是大学生如何成为一个现代国民。其重点有二方面：一是穿越遮蔽，激活历史记忆；二是张扬现代国家理念，重铸现代社会伦理。

《个体与国家》收录了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早期和晚期的政论文章，主要包括1843年的《政府职能的正当范围》（The Proper Sphere of Government）和1885年的《个体对国家》（The Man Versus the State）两本小册子。前者展现了斯宾塞早年的不服从国教传统，他反对一切建制化和干预性的立法、行政和宗教，对政治与社会持有一种规范性态度，认为其有自律性。后者则体现了斯宾塞对英国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国家兴起问题的回应，他一方面认识到国家兴起的社会根源以及国际局势使然，另一方面也秉承19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精神，主张个体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以此来抵制国家对私人和社会领域的干预。